“独立思想”与“驯服工具”
　　网络作家爱举杯在他的“美国小孩第一课学什么”一文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胡适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时，适逢小学新生开学上第一课，他跑去偷听。整堂课的内容是小学生们跟着老师反复背诵誓词：‘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为美国学生撰写的。胡适到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间是1910年，其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即大清帝国统治下的拥有四万万人口的超级庞然大国。
　　这是一个连秀才见了县太爷都能吓得昏死过去的，等级秩序森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只知有人主，不知有民主。只知人分九等，不知人人平等。这个国家的儿童也在接受教育——走进一种叫做私塾的学校。当然只有不愁温饱的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学。他们也有开学的“第一课”，即跪拜。先跪拜孔子，再跪拜先生。在中国文化中，“跪拜”就等于“屈从”，就等于说把自己的思想全部地“交出”，交给了他人。交给了“至圣先师”，从此，这位“万世师表”的话便“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
　　杰弗逊，这位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等一起创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这位光照万代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于1801-1809年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也就是说，杰弗逊为美国小学生写的这段誓词大概作于1801年左右。1801年，正是嘉庆五年。太上皇乾隆帝还在。此时，皇帝连同他的臣民，——整个大清国都在“盛世梦”、“大国梦”、“强国梦”中还没有醒过来，还在酣睡。老百姓一提到皇上都是满脸的敬畏，惶恐和严肃。都说皇帝是“金口玉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什么，什么就成。压根儿就没有人怀疑过皇上，也没有人敢怀疑。中国人从娘胎里一出来就带有了“皇上的话就是绝对真理”的基因。你看那些《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乃至《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就知道了。
　　而此时的大洋彼岸，一个中国人听都没有听说过——当然也不愿，也不屑知道——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早已打倒和否定了皇帝，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建立了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一把手”既不是世袭，也不能指派和内定。总统的话既不是“最高指示”，也不会“一句顶一万句”。也不会“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教子亡，不得不亡。”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民众都可以听起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人，可以和“皇上”擦肩而过，甚至可以回过头来藐视“皇上”一下而不用黑压压地跪下一片，连头也不敢抬。不仅如此，美国的“皇上”竟然鼓励他的臣民怀疑自己，甚至推翻自己，并把这种思想和精神从小就植入儿童的头脑。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荒唐的（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也会不答应皇上这样做），是疯皇帝的语言（大臣们也不会让其发表，这些话也不会走出皇宫）。而美国的杰弗逊总统，一个“一国之主”，相当于中国的皇帝，为他的子民——美国的小学生写下的这段誓词就是明证。要鼓励美国人“发挥自己的批评才能”，批评谁？
　　是不是除了“皇帝”谁都可以批评？杰弗逊总统没有限制。如果连总统都可以批评，那么岂不是被批评的总统就会“威风扫地”，就有被“打倒”（弹劾）的可能？如果民众拥有“独立思想”，他就会对你的思想会产生怀疑，就会质疑和批判你的思想。岂不是会把你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推翻？剥去你那个“理论家”的外衣，还其“农民加土匪”的本色，叫你灰头土脸，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从1801年到1910年，时间过去了110年，想象一下，110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漫长的一百多年，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依然故我，老百姓仍然是只知有皇权而不知有人权，只知有辫子而不知有辩论。但地下的潮流在涌动，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皇帝没有了，金口玉言变得哑口无言（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甚至是一派胡言）。各种派别纷起，各种思想纷呈，各种评论迭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谁都可以办报，谁都可以出书，谁都可以站在街头或讲台前即兴演讲。人们可以怀疑一切，批评一切。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两千多年来未有之大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自由言论启迪了人们的心智，由此民国时期也培养和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文学泰斗（巨擘），思想大家。从1912特别是从1919到1949这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不但超过了以往的三千年，而且产生了质的飞跃。党派林立，且都打着“民主”的旗号和执政党对着干。可是，有一个在野的反对党一上台，立即脱去并撕掉民主的外衣，露出了前所未有的专制与独裁的狰狞面目。
　　1949年以后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彻底地打倒了中国人刚刚建立起来的“独立思想”和“批评才能”。把中国人变成了只会听话，只会干活的“驯兽”。稍有一点异见，便会引来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对你“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子孙万代不得翻身。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而每一次对中国人思想钳制和摧残的政治运动的结果，都会接着招致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打得胆颤心寒，使他们彻底地丢掉了批评的才能和独立思想，人人噤若寒蝉，个个缄默不语，“万马齐喑”。任凭1958年大跃进胡乱折腾，人民公社“共产共吃”。终于导致了1959—1961年三年全国饿死四千万，产生了“人相食”的大悲剧！而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这场旷古未有的浩劫则把中国五千年来的所有的文化积淀烧个精光，所有的道德伦理批得瘟臭。推翻了中华民族凡百代人精心积累起来的信仰。几十年不间断的“阶级斗争”给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植下了仇恨的种子。说现在中国人没有信仰，大肆贪污盗窃，唯物质第一，谎言与造假，缺乏爱心、同情心和公益心，缺乏对他人生命的敬畏与尊严的维护等等，都是这几十年留给中国人的“精神后遗症”。这种精神上的灾难给中国人造成的损伤比三年大饥饿更可怕，其影响更深远。
　　1964年，我正在读高中，当时被中国人捧为“具有全国最高党性”的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抛出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成为全国人民的必读书。我们也作为高考政治教材而学习，是必修课。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的同时，一次，我们学校的政治处主任从宣传部开完会回来对我们做报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刘少奇同志为榜样，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标准，丢掉个人的私利，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去掉个人的思想，以党的思想为最高思想。总之，要一切听从党指挥，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做到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驯服工具论”由此出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会思考。如果一个人被抽取了思想，剥夺了思考的权利。那他就不能称其为人，与豺狼虎豹，猪狗畜生无异，或者就是行尸走肉。如果再塞进了某一个人的思想，那就等于说被他人牵着鼻子走，就能被他人所利用。如果这个“他人”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那么这些头脑里塞进了“他人”思想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暴徒和侩子手。如前所说，1957年残酷的反右斗争打倒了全国所有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独立特行、独立思考的个性而导致了1959-1961三年大灾难。那么，1964年的那场在青少年头脑中灌输的“驯服工具”论，则是全面地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大洗脑，大挖脑。使整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变成了一个盲目地跟着“一个人”，“一种思想”，“一个号召”走的“驯兽”，变成别人拿在手中用以杀人的工具。果不其然，又是未到两年，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青少年，几乎个个都成了抄家、烧书、砸毁文物，批斗殴打干部、教师、“地富反坏右”，武斗枪杀群众的暴徒。令人反思的是，在这场运动中，青少年们却再也不“驯服”，不温顺了，由“驯兽”变成了“野兽”。人人以造反为荣，个个以斗争为先，以批斗吊打他人为快事。这些青少年（即当年的“红卫兵”）成了这场运动中被某个人利用的急先锋，打手。我发现，倒反是中年人迟缓些，老年人更是被动。究其原因，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头脑里多少还残留一些“独立”的思想，还能思考一下是非曲直。
　　从1801年到1966年，时间过去了160多年，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此时却在进行着一场亘古未有的，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杀戮、大破坏，其野蛮程度已越过封建社会，倒退到连奴隶社会都不如。究其原因是制度，是这个制度的统治者禁止人们拥有“独立思想”，对人们的“批评才能”，一次又一次残酷打压。难道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一切愚弄人民，钳制舆论，把人民玩弄于股掌中的统治者，他们自以为得计，自认为聪明，其实是最大的蠢才。他们最终都没有得到好下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远的如秦始皇，他焚书坑儒，剿灭异端，自以为天下从此顺服于一人一家之思想矣，自嬴政始，可致二世三世万万世，未知望到了二世胡亥秦家王朝即灰飞烟灭；近者如朱元璋，为了让孙子继位，杀尽功臣，以为扫除了障碍，朱家江山可得永固，未知望朱元璋前脚死，后脚燕王造反，改换门庭。而性格乖戾的崇祯皇帝，李自成打到北京，昔日所有俯首听命的大臣如鸟兽散，一个都不在他的身边，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拔出剑，杀掉了身边的儿女，吊死于煤山，朱家无后而绝。清王朝初期大搞文字狱，一个“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要杀头，一个“维民所止”的考题，也要被想象成“雍民所正”而被凌迟。可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到了溥仪往下，爱新觉罗氏可谓“断子绝孙”。而民主国家的首脑们，由于他们是民选产生的，他们不会钳制人们的思想，没有大搞文字狱，把思考和判断交给人民，言论自由。反而子孙代代昌盛，人民富足安康。刘少奇散布了“驯服工具”论，抽空了人民的思想，这些失去了头脑的“驯服工具”却被一个人所利用，作为打倒他的利器，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因果关系他到死也没有悟得出来。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我认为这句话不明确，应该是：“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向使刘少奇那一班人当初能齐心协力，放开言禁，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而不是教人们做“驯服工具”，那场文革毛也就发动不了，栽赃在他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一个国家主席也就不会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打得摊在地上，尊严丧尽。
　　给人民拥有独立的思想，人民获得了尊严，执政者同样也得到了尊严，并为子孙万代所敬仰。这就是我在华盛顿杰弗逊纪念堂前泪流满面的原因。（陆龙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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